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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的市场嬗变、大国竞合和中国引领
发布时间:2022-10-01 07:20:22 | 来源:爱游戏体育平台网站 作者:爱游戏官网app

  【摘要】碳中和时代临近,一方面,在全球能源结构嬗变背景下,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相关产业竞合趋势不断强化;另一方面,面对庞大能源需求和应对气候变化责任之间的矛盾,全球主要经济体将经济和能源的绿色转型作为寻求经济增长、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能源安全的重点。全球能源转型面临着多种风险与挑战:地缘政治化倾向阻碍大国气候能源协同治理;全球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全球绿色发展援助匮乏和差距扩大,危及发展中国家经济机遇;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碎片化导致协调低效甚至治理失效。国际能源局势的变化为中国能源转型和积极参与能源治理带来机遇。在不断推进国内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能源供给稳定的同时,中国在国际层面积极承担大国全球治理责任,不断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并推进全球生态文明转型。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受到重大挑战,开始偏离其原有轨道,国际合作的结构和动力机制将出现重大变革,全球能源治理进程遭受油价震荡、大国博弈、资源民族主义等冲击出现倒退,资源生产国、消费国以及跨国公司全球能源布局所依赖的全球化模式将受到显著冲击,以区域一体化和多边机制为导向的能源制度合作将成为全球化和能源治理进程的新范式。大国能源博弈受到新冷战思维影响,国家间能源治理主导权竞争日趋激烈。尽管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为主要大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治理和经济发展仍是两难命题。世界主要国家对于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参与度和领导权的认同将是影响未来全球能源治理进程的重要变量。

  现代世界建立在以碳为基础的工业化经济体系之上,能源和气候变化是共生关系,核心是能源转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报告显示,未来全球升温会进一步加大地球系统风险,2015年《巴黎协定》通过以来,控制温升和实现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碳中和是当今世界共同的绿色发展潮流。[1]能源转型是各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必经之路,其不仅是能源系统的结构性变革,更是一场社会、技术、政治、经济系统的共同演进。换言之,转型从来不是一个技术中性的过程,除能源技术、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外,也囊括了各类政策、市场、消费者行为、文化内涵与科学知识的建构与调整。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紧迫且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2]传统意义上的全球气候治理,是在明确全球资源所能承载的“增长的极限”基础上,对各国碳排放即增长权的再分配。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历程以及各国国内气候治理的经验已经证明,以限制发展空间的方式推动气候治理是极其困难且不可持续的。当前,绿色经济、碳中和与零碳技术快速发展,加之全球气候灾害和极端事件的不断涌现,各国能源转型进入快车道,随着联合国发起“奔向零碳”(Race To Zero)全球倡议,全球绿色经济在国家、地方、企业和社区等层面蓬勃发展,区域大国间围绕绿色经济相关的生产、供应链、金融、规则、技术创新的竞合趋势不断强化,全球能源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

  第一,气候变化是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也是推进全球绿色经济的主要动能[3]。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指出,目前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高出约1.1℃,从未来20年的平均温度变化预估来看,全球升温预计将达到或超过1.5℃。[4]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通过了《格拉斯哥领导人森林和土地利用宣言》、《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等成果,“化石燃料补贴”和“退煤”议题也取得新的进展。气候变化的现实压力推动了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前行,绿色经济和清洁能源发展迅猛。在《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下,160多个国家在中央、次国家和地方层级设定了一系列清洁能源目标并提出包括吸引投资、推动部署、促进能源技术创新等在内的多项发展政策。[5]

  第二,全球人口、经济增长和电气化需求的上升导致能源消费的持续增加。据预测,全球人口数将持续上升,在2040年达到92亿;全球GDP自1995年以来一直保持上升状态,并将在2040年达到236万亿美元;而世界一次能源需求总量也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将在2050年达到300亿吨标准煤[6]。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造成了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当前,两个替代是成功过渡到可再生能源时代的有效途径。即,一方面要实现以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代替化石能源;另一方面则是发展以电动车、电取暖、电炊事等终端电力消费代替终端化石能源消费。

  第三,全球能源转型“竞优平衡”格局中清洁能源政策的全球扩展。能源转型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指的是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并将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联合国环境署的《2020排放差距报告》显示,清洁能源生产、供应链、金融、规则、技术创新将成为全球发展高地[7],其发展席卷全球各个行业。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纷纷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各自发展轨道,通过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和推动产业升级来突破增长的极限,共同推动世界进入清洁能源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

  第四,碳中和目标要求人类社会加速减少高碳能源(即煤炭、石油)的开发与消费,逐步转向低碳能源和清洁能源。截至2021年底,全球140余个国家作出碳中和承诺,80余个国家将减碳目标写入本国法律或政策文件。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国家、次国家和地方层级设定了一系列清洁能源目标并提出包括吸引投资、推动部署、促进能源技术创新等在内的政策[8]。随着使用成本的不断降低,清洁能源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全球清洁能源署(IRENA)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并网大规模太阳能光伏平准发电成本(LCOE)下降了85%,同时容量系数增加[9]。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全球清洁能源发电比例到2025年将升至33%[10]。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大背景之下,2020年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却增加了238吉瓦时,创历史新高,清洁能源消费总量较2019年增长了9.7%,远高于同期化石燃料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11]。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预测,在快速转型和净零情景下,从2021年到2030年,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将分别以年均14%和18%左右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全球能源消费电力化进程不断提速,以中国为例,中国的能源转型总体思路是在能源消费环节完成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向以电为中心转变,这一目标具体表现为:到2035年电能消费量达到11.6万亿千瓦时,到2050年电能消费量达到14.1万亿千瓦时[12]。

  第五,技术进步是能源转型的根本驱动力。技术进步是能源转型的最大变量,新一轮能源转型的速度受制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若储能、无线充电甚至核聚变技术有实质性突破,能源替代和能源变革将快速实现,传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将在顷刻间被颠覆。能源技术的发展时间轴可归类为:2010年以前发展深水采油、热电冷联供、二代加核电技术;2010年至2015年之间发展地源热泵技术;2015年至2020年之间发展页岩气、智能电网、陆上风电和三代核电技术;2020年至2030年,发展光伏发电、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纯电动汽车、整体气化循环发电技术;2030年至2040年,发展氢燃料电池、先进生物燃料、四代核电、天然气水合物、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和海洋能;2040年至2050年发展智能能源网和生物质化工技术;进入2050年后将发展太空太阳能和核聚变技术[13]。与此同时,能源数字化成为能源转型的主流趋势。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促进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同时重塑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能源数字化是全球能源互联网建构、工业的低碳转型和智慧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与中国迈向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相适应,也是“十四五”电力规划对科技创新助力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还是社会对于多元化、个性化、互动化的能源需求的产物,代表了能源革命与数字革命的交汇。以能源数字化促进绿色发展,需要以能源转型、工业脱碳、交通脱碳、建筑脱碳、农业脱碳和土地利用负碳为抓手,推动能源需求行业、能源系统以及信息和通信产业的高效、可持续和安全发展。能源数字化为能源需求行业(交通运输、建筑、工业)、能源系统(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电力供应)以及信息和通信产业都带来了革新。

  在碳中和时代背景下,全球能源开发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新局面,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加速,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大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核心竞争力,新兴的资源强国不断涌现。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能源需求和应对气候变化责任之间的矛盾,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将绿色转型作为寻求经济增长、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前行,能源转型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不断深入,清洁能源发展迅猛。能源转型的方向是清洁能源,即太阳能、风能、核能、地热能、海洋能以及清洁能源衍生的生物燃料产生的能源。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能源价格持续震荡,全球能源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能源的地缘政治、供需结构和产业技术正在发生重大调整。这些变化不仅对当前全球能源走势产生直接作用,还将对今后全球能源体系建设发挥重要影响,也势必会对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走势施加多重效应[14]。

  从国际来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成为全球各国能源革命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方向和一致行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明显加快,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呈现性能快速提高、经济性持续提升、应用规模加速扩张的态势,形成了加快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世界潮流。过去五年,全球新增发电装机中清洁能源设备约占70%,全球新增发电量中清洁能源约占60%。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贡献力度,进一步催生清洁能源大规模阶跃式发展新动能,预计到2050年,全球80%左右的电力消费将来自清洁能源[15]。科技创新高度活跃,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为清洁能源高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储能技术、精准天气预测技术、柔性输电技术、可中断工业负荷技术等持续进步,清洁能源与信息、交通、建筑等领域深度交叉融合,为清洁能源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能源系统形态加速迭代演进,分散化、扁平化、去中心化的趋势特征日益明显,传统能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限逐步被打破,为清洁能源营造了更加开放多元的发展环境。

  作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贡献者,中、美、欧三方围绕绿色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是未来大国关系的主要形态。在《巴黎协定》框架下,中国和欧洲有各自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特别是中国提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格拉斯哥峰会之后,欧盟作出了推进气候中和和清洁能源目标承诺,将其复苏计划和多年预算的至少30%投入到履行气候承诺上。美国拜登政府承诺,到2030年,与2005年相比,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少50%~52%。中期目标是到2035年实现电力部门零碳污染和净零排放,到2050年实现净零经济。从各国能源消费数据可以看出,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能源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和欧盟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一次能源消费正处于下降趋势,但中国对这些一次消费能源的需求仍在上升,其中,煤炭是中国尤为依赖而美欧正在逐步放弃的能源,这表明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还面临减少煤炭的巨大压力。在清洁能源方面,中、美、欧三方的清洁能源的使用量都在不断上升,这表明清洁能源是未来全球能源需求的重要来源和增长点,其需求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欧美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方,也是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动力。欧盟以《欧洲绿色协议》为框架打造零碳欧洲,其核心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第一,落实“欧洲绿色新政”行动路线图;第二,率先提出地区“碳中和”和气候中和目标[16];第三,致力于引领打造全球零碳标准和绿色价值链。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是全球第一个以碳边境税作为贸易工具的国家集团,将对全球贸易的脱碳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碳循环经济、氢能战略(EU Hydrogen Strategy)等将进一步塑造全球绿色价值链和绿色供应链[17]。美国拜登政府强调通过“绿色复苏”和“清洁能源计划”实现应对气候危机、推动经济复苏和消除国内经济不平等等多重目标,高度重视净零碳技术的研发及应用,保障美国在关键脱碳技术创新方面的方向型领导力和理念型领导力,将国内的绿色发展优先事项与海外的气候能源领导力塑造目标有机结合。气候危机的规模性挑战为美欧双方提供了利用各自优势加以合作的机遇。欧洲的低碳技术研究和早期开发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欧盟在创新的规模化和商业化方面相对较弱。相比之下,美国占全球清洁技术增长股权投资和风险资本投资的65%以上,但在低碳研究领域落后于欧洲,两者又共同面临着对中国绿色供应链产品的依赖。在2021年6月举行的美国欧盟峰会上,双方领导人承诺将打造“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推动TTC框架下合作。[18]

  能源转型是现代全球工业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路径,能源转型面对地缘政治、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挑战而进展曲折,能源清洁化和数字化围绕碳中和而发展,大国能源“竞优平衡”推进了全球能源治理需求。无论从当前的经济规模、国际影响力,还是就各自的碳排放总量而言,中国、美国和欧盟三方都是全球能源转型中最具系统性影响的力量。主要经济体在促进全球经济结构转向更清洁、低碳和环境友好模式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中欧绿色伙伴关系是在中欧“和平、增长、文明、改革”四大伙伴关系外的又一重要伙伴关系,是超越传统复苏模式、实现中欧绿色复苏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14年11月,中美两国政府曾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推动2015年国际社会达成《巴黎协定》、促进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起到引领作用。2021年12月,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也在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下达成绿色金融、绿色产业和绿色市场等共识。在机制层面,主要大国在G20等平台下已经形成能源转型领域的高级别对话与沟通机制,共同推动应对清洁能源、可持续生产与消费、能源技术转让等方面合作。2020年和2021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都强调,通过碳循环经济实现更清洁、更可持续的能源系统是全球能源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以碳循环经济为基础研发各种能源解决方案和技术,确保提供更清洁与可持续和可负担的能源系统。

  能源是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基础和压舱石,能源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和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和体制框架,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和气候变化等危机叠加背景下的全球能源治理受到大国角力、能源变革、供需结构的“超期货溢价”等冲击,能源治理体系变得更为复杂、更充满不可预测性。当前全球能源规则面临治理结构失衡、权力分配不均等问题,致使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能源规则制定和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与其日益上升的国家实力不成正比。新兴市场国家与传统能源领先国家对能源治理体系的主导地位竞争和矛盾不断凸显,为全球能源治理增加了障碍。气候危机、全球能源和气候治理中的地缘政治博弈、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南北发展失衡等问题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经济金融危机和部分国家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趋势叠加带来的全球治理新课题,为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低碳转型带来了巨大挑战。

  地缘政治化倾向增加大国气候能源协同治理难度。当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达国家将气候治理与经济主导权、能源安全和技术领导力等维度挂钩,将新兴大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企图通过设置地缘政治壁垒维持自身优势并打压对方,导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分歧日益增多。这一趋势将严重阻碍国家间政治互信,削弱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国际合作,不利于绿色经济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导致各国绿色经济转型成本上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失衡进一步加剧。在贸易关系上,部分国家通过政策手段建立本国产业优势,增加全球绿色经济转型成本,阻碍了全球自由贸易的公平发展;在技术合作上,部分国家将低碳技术视为地缘竞争的核心争夺点,设置地缘壁垒防止绿色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发展援助上,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海外投资环境标准规则制定,使其有利于自身发展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或将导致绿色经济转型背景下国际发展鸿沟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下面临严重的政府财政和债务危机,虽然在格拉斯哥峰会上重申了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世界银行和亚投行也宣布将与发展中国家分担风险,但该承诺恐难及时兑现,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危机中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剧。在COP26峰会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发表了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希望全球到2030年减排一半,然而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多项关键指标均未达到实现减排目标所需标准。

  全球发展失衡为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带来了新挑战。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南北发展失衡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能源转型速度差异,进一步加剧双方发展鸿沟。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对能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世界能源消费市场重心开始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据国际能源署统计,到2050年全球能源使用量或将增长近50%,其中大部分新增能源消费来自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19]。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碳中和前景面临在经济上行期如何促进传统产业与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的协同发展等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零碳竞赛浪潮中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达成碳中和目标的任务依然艰巨,同时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金融市场,由于在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中话语权的缺失,面临被发达国家控制发展的风险。

  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碎片化造成治理机制低效甚至失效。全球能源治理进程缺乏一个从整体上对能源进行协调治理的机构,[20]碎片化特征突出。以机制为例,国际能源署作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传统能源组织,成员国可以通过秘书处情报网络进行信息互通和技术交流,以促进成员国间相互协调应急石油储备配额。但该组织并未将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大国纳入其中,也没有完善的能源贸易、法律框架帮助其实现开放能源市场的主张。欧佩克作为协调成员国石油政策、反对西方石油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控制的国际能源组织,通过协调成员国石油政策、供应量和价格,参与全球石油治理。但随着不属于该组织的能源出口国数量增加,欧佩克对石油市场的垄断地位下降,其稳定石油市场的能力受到质疑。国际能源论坛成员国代表着全球90%的能源产出和消费,致力于增加石油天然气市场透明度,保障国际能源市场稳定运行,但未能在促进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对话这方面发挥有效作用。[21]在清洁能源转型背景下,国际能源署成立了可再生能源行业咨询委员会(RIAB),以加强该机构与可再生能源行业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并为可再生能源定期发布报告《世界能源展望》,明确强调能源使用与气候变化密不可分。此外,拥有140多个成员国的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的主要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广泛普及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强调确立一个国际性的政策协调体制,推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探讨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普及的资金机制等。

  2022年以来全球能源安全受到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Pandemic)、俄乌冲突(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3C”危机的叠加影响,各国国内政策导致能源市场不稳定性丛生,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和疫情等因素也导致能源需求骤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俄罗斯的原油出口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占全世界石油出口总量的12.3%,俄乌冲突导致的对俄制裁加速了全球能源供应链重组,对绿色清洁能源转型产生复杂影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面临巨大挑战。第一,碳中和目标下各国排放指标和政策规范的收紧导致传统化石燃料供给端受到的抑制远大于需求端所受抑制,这一因素大大加剧了目前的全球能源危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出口国之一,俄乌冲突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能源结构变化。但长期来看,碳中和背景下化石燃料出口国对海外市场的争夺和维护将逐步取代过去以化石燃料进口国为主体的能源供需双方市场博弈和地缘政治博弈。美国正在加速推动欧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从而控制欧盟能源市场。第二,全球绿色转型和零碳竞赛进程受到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危机叠加影响。一方面,各国聚焦能源自主,追求去依赖化和加速向绿色清洁能源转型。全球资本受西方对俄制裁导致的能源供应链重组和高油价刺激,大量流入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核电和生物燃料电力领域,去碳化投资激增。但另一方面,绿色转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建立在稳定、可负担和相对清洁的化石燃料基础上。传统化石燃料的供电稳定性和价格优势在全球能源危机频发的背景下引发了各国对过快建设绿色供应链转型的再思考。第三,伴随俄乌冲突而来的能源武器化和制裁常态化将提高治理难度,进一步加深全球能源治理赤字。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从冷战时期建立以来,长期受制于治理机制碎片化和治理能力不足的影响。当前多重危机影响下,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思想兴起,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全球治理不断受到削弱,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面临破碎风险。从供给端来看,俄乌冲突直接影响了俄乌两国的能源供应,欧美对俄制裁触及俄罗斯能源产业,受制裁与反制裁影响,俄罗斯能源供应链面临与西方体系断裂风险。另一方面,俄乌是全球能源的两大主要出口国,在全球出口总量中占据关键份额,双方的冲突使能源供给端受到巨大冲击,加剧了全球能源合作难度。从需求侧来看,俄乌冲突可能会导致世界能源格局的重构,届时以美国和沙特为首的产油国将进一步提升话语权,对亚太以及欧洲等能源需求侧带来巨大压力。

  各行为体的能源安全均处于相互依赖的安全共同体之中,这种安全的相互依赖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也体现在不同的安全议题之间。在全球治理改革和经济复苏交织的过程中,国际能源转型合作前景广阔,习主席2020年12月12日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强调,“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单边主义没有出路”。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和国际社会在能源转型的国际合作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需求与空间。中国将气候能源合作打造为大国良性互动的窗口,以推动全球气候与能源治理来稳定和发展大国关系,成为不确定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同时中国加速自身能源转型,能够提振全球气候治理雄心,推动全球主要排放国的减排行动。相向而行是中国和主要大国能源合作成功的重要基础,围绕能源转型的全球合作可以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碳中和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和全球法治体系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能源需求仍将持续增长,发展清洁能源是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逐步实现能源独立的必然选择。中国着眼于长期和整体的社会经济改革目标,以当前能源行业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为实现“双碳”目标特别是2060年碳中和目标制定了整套系统方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也为全球低碳转型注入了发展动力[22]。从国内看,中国清洁能源发展面临新任务新要求,机遇前所未有,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潜力巨大,能够有力支撑中国能源安全和转型发展,预计年技术可开发量合计31.4万亿千瓦时,相当于94亿吨标准煤,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开发潜力还将不断提升。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超10亿千瓦,1亿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已有序开工建设[23]。中国光伏产业为全球市场供应了超过70%的组件,风电整机制造占全球总产量超过40%[24]。2020年中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及相关组件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76%、96.2%、82.5%、76.1%,其中多晶硅产量连续十年位居世界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已形成完整产业链[25]。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连续6年居全球第一;2021年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00多万台[26],建成世界最大规模充电网络,有效促进了交通领域能效提高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不断引领全球能源气候治理进程,坚持开放融入,深化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能源转型变革,深层次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国际合作,持续参与全球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和平台。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平台,打造绿色、包容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凝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共识。习主席访问沙特期间提出“打造长期稳定的中沙能源合作共同体”,碳中和和清洁能源发展已成为中东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目标,加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将推进全球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

  习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要“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能源转型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治国理政宏伟蓝图,并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国内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不仅是国内绿色发展的需要,也能够帮助中国深度融入全球能源转型进程,积极参与全球能源转型的公共产品供给,从而引领构建新型国际能源合作、为全球能源转型注入强大的推动力,不断引领全球能源转型朝向更加公平、绿色和可持续安全方面发展。

  第一,加强能源多元化和韧性建设。近年来的全球能源危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需对全球能源市场的短期震荡保持定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促进能源安全。自《巴黎协定》通过以来,“竞优平衡”格局中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在世界各国扩展,中国能源转型进入快车道,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中国从全产业链角度提出包括吸引投资、推动部署、促进能源技术创新等在内的多项政策。基于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逻辑,中国在维持全球能源体系均衡中的选择是具有多样性的,在继续保持与中东、俄罗斯等传统来源国资源贸易往来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与中亚、非洲的资源贸易,以贸易合作促进政治友好。在区域能源体系和地缘安全点建设中,中国应继续加强与沙特、土耳其、埃及等重点能源生产和过境国家的合作关系。

  第二,加强能源外交并利用金融工具以提升中国能源安全韧性。能源治理体系的稳定基础在于大国关系,中国不断推进构建中美、中欧、中俄等新型能源大国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八年多时间里,中国引领全球能源体系治理的能力已经得到了较大提升,为维持全球能源体系平衡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能源转型大调整时期,金融市场波动较大、亚欧大陆油气运输风险仍在上升,中国油气的需求和进口仍保持高位发展的态势。一方面,欧美对俄制裁的逐步升级和俄乌冲突的持续将加剧原油通道供应风险,中国参与维护海上航道安全,不断夯实发展中国家从西非几内亚湾到南亚国家的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开发北极航道以推进全球油气多元化运输体系,中国也在加强石油人民币石油期货人民离岸中心协同建设,加强人民币卢布清算体系建设,以此应对地缘冲突下的油价震荡。

  第三,中国积极推动能源安全去地缘化。能源安全的维护同时需要对生态系统进行综合治理。全球能源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资本在推动经济绿色复苏中采取激进的气候变化立场并对过渡性能源产能投资不足而导致的供需失衡。俄乌冲突爆发后,针对化石能源的短期投机行为也有所增加。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供应链相互依赖格局被美西方国家打破,全球能源政治的再地缘化将阻断贸易和投资,并进一步割裂全球化,俄乌冲突推动形成了西方对俄罗斯的“供应链铁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在后疫情时代和“双碳”目标下推进清洁能源产业革命,跟上全球加速中的可再生能源竞跑,推动中国能源数字化、去化石能源以及清洁化等领域发展;另一方面在维系全球能源体系完整性方面扮演重要的中间角色,在政策、技术、产业、资源上建设合作链,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并促进全球绿色可持续转型。中国在减少地缘政治突发事件、降低运输线的不稳定性、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具有全球能源政治、经济和外交影响力,能够继续引领全球能源去地缘政治化进程。

  第四,中国不断为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中国清洁能源将快步迈向发展新阶段,实现对化石能源的加速替代,成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导力量。疫情正重塑能源安全态势,亟需加快推进能源安全及相关技术创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和资源大国,应进一步构建以清洁能源产业为主体的新型供应链并对外延伸。随着碳中和时代的不断临近,全球能源系统互联互通日益紧密,未来的全球能源图景将是多元化的能源发展模式。基于自身的能源资源禀赋和产业政策调整,中国利用工业体系脱碳化带来的产业链重构机会,将自己定位为全球领先的清洁技术供应商,并积极推动向上下游产业链布局延伸。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等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先行者,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已经成为南南能源合作的培育者、地区方案的协调者和全球能源转型的贡献者。当前,各国能源政策协调滞后,难以根据国际能源市场动态及时调整政策。中国应就能源问题引导国际社会展开政策协调和相关沟通机制建设,并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组织中倡导成立能源俱乐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资源生产国。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和俄乌冲突对能源安全造成的复合冲击,中国正将能源安全置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之中,以习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源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依据“双循环”发展战略,为稳定国内能源供给制定专项举措,还应积极引领能源转型全球治理,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能源与气候危机。习主席强调,“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方向,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以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27]。能源转型的低碳化、数字化和清洁化客观规律决定了各国政府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治理,来保证能源资源供应体系稳定,任何大国都很难通过单边行为,独自实现自身能源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而在技术创新和发展领域,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共同研发、人员交流、信息共享、市场融资等方面的跨国合作来应对转型挑战。因此,中国能源转型与各主要大国积极开展政策协调和多边合作紧密相连,也必然会与其他国家资源企业、地方政府、当地社群、非政府组织等各种主体拓展合作关系、加深交流联络,维系大国能源民间交往的源远流长。这无疑都有助于以能源领域合作加强国家间关系,从而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环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拜登上任以来中美碳外交关系的非线性变化和应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BGJ054)

  [12]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CO):《中国能源转型与“十四五”电力规划研究》,2020年8月1日,。

  [14]于宏源:《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治理的两种逻辑》,《欧洲研究》,2021年第1期。

  [20]于宏源:《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的重塑》,《国际观察》,2017年第4期。

  [23]《习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国政府网,2022年1月17日,。

  [24]新华社:《 全球连线 中国制造为全球供应链提供坚实支撑》,2021年11月19日,。

  [25]中国光伏协会:《 2019-2020年中国光伏产业年度报告》,2020年7月8日,。

  [26]《我国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充电设施网络》,《人民日报》 ,转引自中国政府网,2021年10月29日,。

  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和能源经济学。主要著作有《环境变化和权势转移:制度、博弈和应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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